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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上海⑤ 专访O’Connor:全球夜间经济30年

发布时间:2020-06-29 22:03:43 已有: 人阅读

  “在西方,许多城市中心白天是办公和购物区域,但在下午通勤高峰后几乎变为‘荒野’……企业的技术变革和政府部门的简政减少了晚间的工作。但是,从就业和财富两方面考虑,人们在夜间外出活动和社交具有潜在的生产力,因此加强城市夜间经济发展格外迫切。”

  1987年,意大利政客Renato Nicolini在接受英国利兹贝克特大学文化政策和规划教授Franco Bianchini采访时表达了上述观点。这是Bianchini首次听到“夜间经济”(night-time economy)的概念。几年后,“夜间经济”被学术界和政策界频繁提及。

  1970至1980年代,城市去工业化以及零售去中心化发展对城市中心的活力带来挑战,许多欧洲城市都出现使用文化政策振兴城市夜生活的案例。Bianchini 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当地政府意识到人们要出门在城市中度过美好夜晚的需求日趋上升。具体来说,有三方面因素促使了需求的增长。

  首先,高等教育扩张后,学生成为城市夜间活动重要的新受众。其次,政府在一系列城市社会运动的推动下开始重视文化与政策。再次,大多数人的休闲时间与可支配收入增加,但同时增长的还有青年失业率和城市人口老龄化。作为夜晚城市空间的主要使用者,失业青年与老年人活动产生的经济效益甚微,激发夜间活力可以重新赋予夜间时间以市场价值。

  随着社会经济变化、新自由主义战略发展以及城市着力将自己重新打造成为消费场所,“夜间经济”在1990年代初期成为英格兰北部后工业城市城市规划界的流行术语。之后的30年间,“夜间经济”的概念逐渐被英国及海外的城市决策者和城市营销(city marketing)官员 广泛接受,并成为城市在全球化背景下的 重要竞争力之一。

  目前,“夜间经济”一词通常是酒吧、俱乐部、电影院、剧院、文化节等夜间活动的集合, 在城市企业家精神(urban entrepreneurialism)的框架下,这种集合被认为有助于城市更新和地方经济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夜间经济”理论的影响不断扩大,但它在各城市落地发展的情况并非尽如人意。在夜间经济研究的第一波浪潮中,学者从文化规划(cultural planning)视角提倡打造“24小时城市”(24-hour city),其中,Bianchini在1995年 提出的“夜间经济是实现城市经济‘翻倍’的机会”至今在相关研究中被反复引述。

  然而在政策界,“24小时城市”被单纯地理解为对城市规划和许可制度管制的放松。随着市场力量的释放,以酒精消费为中心的相关产业巩固了其在夜间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并在产业聚集的过程中转换或驱逐了对于夜间时间及空间的使用方式。政策的放松以及资本对利益的追求带来了治安、环境和社会方面的诸多问题,引起了居民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公共卫生专家的强烈反对,媒体对市中心公共场所酗酒问题的报道骇人听闻。在此时期,夜间经济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伴随夜间经济发展而来的社会成本,被视为第二波浪潮。

  2000年代中期,如何治理长期存在问题的夜间经济成为人们的关注点,而在城市管理者“尽责”的过程中,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和倡议扩大了政府部门的 执法范围,如何“安全地醉酒”成为宣传重点。随着人们对夜间经济的认识更加理性,在此后的第三波研究浪潮中,学者仍然从批判视角看待夜间经济发展,但他们并不完全否定夜间经济对城市发展的意义。

  当前,城市夜间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三个问题。首先,有 研究表明,许多英国城市夜生活区正在经历“麦当劳化”(McDonaldisation),市区空间正在被大品牌占领,给消费者带来日益标准化的体验。夜生活设施类型的同质化以及传统社区酒吧、另类音乐演出场所等夜生活空间的边缘化问题并非英国独有,美国、 中国等许多城市也正在遭遇此瓶颈,因为对生意人来说,对主流夜生活进行品牌化和主题化,更容易吸引年轻职业人士和学生这种相对“无风险、现金充裕”的消费者,实现利润最大化。

  第二,夜间经济的推广在许多地方引发了夜生活游客和城市中心及周边新晋社区居民之间的 冲突,矛盾点通常与噪音水平和垃圾丢弃有关。

  第三,研究者注意到特定社会群体被城市夜生活 排斥在外,阶层、年龄和种族是这种社会分化的主要依据,而排斥过程的实施由当地主管部门的许可制度,夜间活动场所采用的音乐编排、消费价格、入场要求和在线注册、仅限会员等营销技巧,以及消费者“自发的”自我管理形成。

  从研究文献来看,夜间经济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已经与文化规划学者最初倡导的通过夜间文化产业发展带动城市经济的理念相去甚远。那么,文化政策是否能为当前夜间经济发展带来突破?城市又如何打造、维持自己的特色文化?

  南澳大学创意经济教授Justin O’Connor 认为,“我们正生活在将公共领域批发给企业的灾难性后果之中……一个巨大的挑战是,如何用‘由市场决定’之外的逻辑思考、组织文化经济发展”。发展文化经济除了需要经费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经费如何分配与落实,并且,如果没有更清晰、明确的理由和目的,更多的经费只会带来更多的绩效考核指标。

  O’Connor是夜间经济研究第一波浪潮的代表学者之一,曾参与英国曼彻斯特Northern Quarter创意区域与24小时城市项目建设。2004年起,他参与了一些东亚城市的文化政策制定,并在上海进行过创意文化的相关研究。近日,O’Connor接受了澎湃新闻()的文字采访。

  澎湃新闻:你参与了1994年的第一届夜间经济大会,自那以后,夜间经济在全球各地的发展有哪些主要趋势?

  Justin O’Connor:我们必须明确夜间经济政策理念在各地传播的背景。事实上,夜间经济政策正是Jamie Peck(编者注:Peck为加拿大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所说的“快速政策”(fast policy)——像现成“快餐”一样可以立即被应用于各个城市。

  1994年,英国城市正艰难地应对传统制造业以及围绕产业运作的城市的崩溃。第一次大会的地点曼彻斯特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城市。当时周日购物还未诞生,一切围绕工作、居住、购物和日常事务所安排的城市生活似乎都和支撑它们的制造业一样过时。于是人们提议城市必须具有文化性、创造性和活力,城市应该鼓励个人消费、休闲、娱乐和实验。事实上,北欧大多数非首都城市在晚上六点之后进入休息时间,只有酒吧和其他“不道德”或“危险”的地方继续营业,显然,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20世纪80年代,流行音乐改变了像曼彻斯特一样的工业城市——有了新的场馆和俱乐部,一些新兴咖啡馆、唱片店和街头服装店延长了营业时间。所以,当时的想法是,我们不要把城市的夜晚看成是管理酗酒、、、犯罪等问题的时间,应该将其作为休闲、庆祝、娱乐和消费的空间。这样,工业城市可以在后工业时代获得新生。

  但在北欧、北美或澳大利亚之外,城市面临着不同的问题——许多南欧城市对城市夜晚的理解和感受非常不同。再比如,夜市在亚洲很常见。许多城市仍然处于发展或扩大传统工业的时期;他们对现代化城市的想法非常不同。因此,当“夜间经济”出现在其他非北欧地区时,其原因和背景往往与1994年的曼彻斯特大相径庭。

  澎湃新闻:在之前的交流中你表示,自己对“夜间经济”(night-time economy)中“经济”(economy)一词的使用有意见,你为什么这么说?

  Justin O’Connor:1994年,我们将艺术和文化等活动纳入“夜间经济”是因为这样的概念可以吸引更多关注。当时的情况是,夜间活动被视为一种治安和监管问题,于是我们说,嘿!想想那些酒吧、餐厅、咖啡馆、场馆、商店、俱乐部的收入,它们的经济价值不容忽视;艺术活动不只是花纳税人钱的无底洞,同样可以创造经济价值。

  但自1994年以来,城市景观的商品化迅速蔓延,房地产、酒店、金融、商业服务等行业合力打造吸引人的城市生活方式(lifestyle appeal),以至于称之为“经济”要么显而易见,要么只是火上浇油。“夜间经济”确实是一种“经济”,但如果我们只是以花了多少钱,产生多少效益来衡量,其实就缩减了这个概念的意义,它的价值远高于“经济”本身。

  Justin O’Connor:Franco Bianchini, Charles Landry(编者注:Landry现为柏林Robert Bosch Academy研究员)和我都太天真了。我们以为自己在为延长城市生活到晚上而争取。Bianchini有意大利背景,那里许多城市受到1968年巴黎事件以及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影响,后者谈到了“城市权利”(right to the city),即从规划者和企业手中夺回城市生活。从文化规划视角思考夜间经济似乎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种方式。

  但很快,英国的城镇成为年轻人过度饮酒的场所,为了出售大量酒精饮料,大型酒馆和酒吧内座位很少。在房地产和企业的积极参与下,许多城市的夜晚从安静变为充满排斥,年长的、不想喝酒、想参加活动的人被排除在外。

  “文化规划”是在“规划”一词遭受质疑时被提倡的想法。当时,人们关心的是如何放松管制、让市场做决定,市议会则被视为过时、无能的,应该被排除在外。但显然,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把居民带回城市中心(非住宅区)生活(city centre living)的理想,很快在现实中落地成为大量昂贵又设计糟糕的住宅,且社会住房仍然严重短缺。

  Bianchini和Landry都谈到,利用艺术家的感性,把创意城市规划成一种“艺术”。但这从来都没发生,文化规划仅仅是给房地产和酒店业资本增加了一种新的“美感”。当前,城市看到的发展通常集中在一些全球“创意阶层”,这些人与地方现实关系不大,但对资本家具有吸引力;他们可能出现在时尚杂志上,但很少为投资者以外的人赚钱。正是因为如此,所有城市开始看起来都一样。

  Justin O’Connor:我们要回归“城市权利”的初心,让城市不仅为有能力支付的人服务,更服务于每个人。我们还应该回到创意城市(creative cities)的理念,打造一种不同的世界,在那里,个人和公众对居住、工作、放松、享受的节奏和要求要复杂得多。

  但是,创意城市不能只有市场服务的个性化生活方式消费,城市也是一种“公共品”(commons),一种集体享受,那些城市生活中被集体分享和庆祝的方面被Kristin Ross(编者注:Ross为纽约大学比较文学名誉教授)称为“公共奢侈”(communal luxury)。中国在这方面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民生”,人民的繁荣,或许也是一种城市权利。

  城市应该可以容纳人们复杂的、不同的、有时相互冲突的、重叠的需求;同时也让大家团结起来,不仅在重要庆典发生时,更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这就是我所说的去商品化。“公共奢侈”比这更积极——它重新评估了城市的公共性。

  文化与消费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作为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采纳了文化消费政策,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但这最终侵蚀了文化,把它变成了利润最大化的机器。虽然市场可以提供大部分文化,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文化也不可能完全由国家提供。

  市场和政府都有各自的角色,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第三空间”(third space),在这个空间里,艺术和文化出于多种原因产生——为了谋生,但不仅仅是为了谋生。音乐行业的大多数场地所有者都不赚钱;大多数艺术家也不富裕,他们做音乐、做艺术只是因为他们想做;他们不想“扩大规模”或获得巨额利润。文化和经济的平衡其实并不是要关注市场和政府,而是要理解那些小规模的、植根于地方的领域和生态系统,它们才是决定一个城市是“死气沉沉”还是充满活力的关键。

  Justin O’Connor:许多欧洲城市正在寻找摆脱高度商业化的方法。巴塞罗那在20世纪90年创了一种新型的旅游、文化、智能科技驱动的创意城市,开始重新思考公共生活,控制Airbnb和大型企业酒店、旅馆和公寓的开发,明确呼吁人们具有共同财富意识并认识公共品的作用。

  上海曾经有热闹的夜晚街景,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但现在街边小吃、小店正让位于中国和国际的大企业主。而在地区,台北市保留了那些规模小的商店和餐馆。

  新冠肺炎疫情还未结束,或许这将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24小时城市”,将其视为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减少对旅游业的依赖,提供更多的地方服务、公共供应,以及一种城市应该为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服务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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